2024年10月，深圳鸿基科技公司（化名）资深员工王某因涉嫌医保诈骗被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公安机关认定其在2023年春节期间将个人医保账户信息提供给第三方套现获利。在案件进入审查批捕阶段后，冠领律师通过深入分析案情、精准把握法律要点，最终成功争取检察机关作出不予批捕决定，为王某争取到取保候审关键性转机。

王某被羁押次日，其妻张某携子女学籍证明及丈夫十五年薪资流水前往北京冠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所指派律师张弦担任王某的辩护人。张某向律师说明公司关键技术岗位已因王某缺位出现运转困难，并出示学校要求家长参与升学辅导的通知函。律师注意到材料中粘贴着便签条标注“工程验收节点11月30日”，当即启动加急办案程序。

接受委托后，律师在24小时内完成看守所紧急会见。王某反复强调对方声称该行为符合医保新政规定，律师当即敏锐捕捉到这一关键辩点。然而首次提交不予批捕意见时，检察官严正指出：“医保基金涉及民生安全，提供账户即助推犯罪链条。”面对压力，律师采取三重应对措施：首先，连夜检索近三年全国类案裁判文书，发现类似情节不批捕率超过70%；其次，走访王某供职企业，取得其主持国家级岩土监测项目的关键证明；最后，协调家属将退赔款提存至公证账户，为案件争取有利条件。

在二次沟通环节，律师通过多维度论证方式有效推进案件进展。首先运用数据模型直观呈现技术岗位空缺可能导致的工程安全隐患，随后针对检察机关提出的“社会危险性”质疑，及时出示当事人亲属出具的深圳房产担保承诺书。当检察官对证据固定程序提出疑问时，律师递交了王某亲笔签署的《信息提供全过程确认书》予以佐证。

律师分析认为，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罪的构成需兼具“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客观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针对医保凭证类案件，《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41条明确禁止出租出借医保凭证，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存在本质差异。

本案特殊点在于：其一，刑法理论中的“帮助故意”需以明知他人实施犯罪为前提，而王某始终不知悉资金套取的技术手段及违法性，其认知停留在“医保余额闲置可临时周转”的层面；其二，根据责任主义原则，当行为人因认知能力局限无法预见行为违法性时，应减轻主观归责；其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相关规定，医保诈骗的入罪标准为6000元，本案涉案金额刚达追诉门槛且未造成医保系统实际损失。律师在论证中特别引入“中性业务帮助”理论，指出单纯提供验证码的行为与诈骗实行行为间缺乏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联。

经多轮专业交锋，检察机关最终采纳冠领律师核心观点。刑事拘留第三十七日，王某在律师见证下签署取保候审文书。看守所大门开启时，公司技术团队负责人已携待签的工程验收文件等候在场。本案通过深度诠释“逮捕必要性”的审查标准，在捍卫医保基金安全的同时，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为类案处理提供了司法实践样本。

撰稿人：李晓雯

审稿人：段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