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惠州市公安局某区分局以涉嫌诈骗罪对周某采取刑事拘留措施。警方调查发现，周某的银行卡被他人用于多笔资金流转，其中部分资金为诈骗赃款。然而，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周某主观上明知且参与犯罪，案件的争议聚焦于周某是否具备诈骗故意。周某家属随即联系律师，寻求法律帮助。

案发次日，周某家属通过朋友介绍找到北京冠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所指派律师张兵担任周某的辩护人。家属表示对案件进展感到忧虑，但坚信周某对银行卡被利用一事毫不知情。家属提到，周某平日性格敦厚，无不良记录，此次卷入诈骗案件纯属意外。律师在听取案情后，初步判断案件存在证据薄弱环节，决定接受委托，并立即着手分析卷宗材料。

律师在大致了解案情后指出，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罪需具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客观行为及“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司法实践中，对于银行卡流转赃款的案件，需严格区分持卡人是否存在“明知”或“应知”资金性质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若行为人仅提供银行卡但未参与诈骗环节，且无证据证明其主观明知，不宜认定为共犯。

本案中，周某经案外人介绍办理银行卡用于“刷流水贷款”，后被犯罪分子骗取信息。现有证据显示，周某既未实际控制转账资金，也未从中获利，更未与诈骗分子直接联络。公安机关仅凭银行卡流水便推定其存在主观故意，显然与刑法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相违背。即便构成犯罪，依据《刑事诉讼法》第67条之规定，对于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嫌疑人，也是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律师认为，本案存在无罪辩护空间，但当前阶段应以突破取保为优先目标。

接受委托后，律师迅速赶赴惠州市某区看守所会见周某。初次会见时，周某情绪低落，反复强调自己“完全被蒙在鼓里”。律师详细询问周某办卡经过、与案外人的交往细节，并指导其回忆可能存在的有利证据。随后，律师向办案机关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要求调取周某的手机通讯记录及案外人证言，但警方以“侦查需要保密”为由暂未配合。

面对阻力，律师转而从银行流水入手，发现涉案转账时间集中在周某交卡后的三天内，而其本人当时正在外地务工，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这一关键证据被整理成《法律意见书》，附卷提交至检察机关。与此同时，律师积极与办案民警展开沟通。在沟通过程中，律师着重指出现有证据链尚不完善，并且通过援引类似判例来佐证周某无罪的观点。经过两周拉锯，检察机关最终认可律师意见，认为“直接证明周某参与诈骗的证据不足”。

2025年2月，经严格审查，惠州市某区检察机关对周某作出不予批捕决定。随后，警方对周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周某家属作为保证人签署承诺书，周某也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后离开看守所。

撰稿人：李晓雯

审稿人：董振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