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某仲裁庭外的走廊寂静得令人窒息，56岁的沈延庆死死盯着墙上的电子时钟。秒针每跳动一格，都像一记重锤敲在他心上。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左手腕那道淡粉色疤痕格外醒目，那是在项目工地受伤留下的印记。今天，仲裁结果即将揭晓，他忐忑地拨通妻子电话：“要是输了……”话没说完，仲裁庭厚重的木门便“吱呀”一声缓缓打开。

2023年12月，寒风裹挟着冬日的湿气，沈延庆像无数怀揣梦想的务工者一样，来到天启公司项目工地，成为一名建筑工。每日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便迎着工地上轰鸣的机械声开始劳作。工地的环境艰苦异常，飞扬的尘土常常迷了双眼，但沈延庆从未有过怨言，只盼着能多攒些钱，改善家里的生活。

次年4月，沈延庆正蹲在工地二楼砌墙，汗珠顺着他布满皱纹的脸颊滑落，滴在粗糙的水泥地上，转瞬就被蒸干。然而，意外毫无预兆地发生了。他刚转身，头顶上方突然传来“咔嚓”一声脆响，还没来得及反应，一根断裂的脚手架钢管径直砸向他的左前臂。剧痛瞬间蔓延全身，一声惊呼后，他重重摔倒在地，鲜血瞬间染红了衣袖。

见状，工友们手忙脚乱地将他送往医院，沈延庆被抬上担架。躺在急救车上，他望着车顶明晃晃的灯，意识渐渐模糊，脑海里却不断闪过妻子佝偻着背在田间劳作的身影，还有儿子打电话说要考大学的兴奋模样。“不能倒下，不能倒下……”他在心里默念。

经过医院诊断，沈延庆被诊断为骨折加肌腱损伤。躺在病床上的沈延庆，看着缠着绷带的手臂，满心都是对未来的迷茫与恐惧，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否继续这份赖以生存的工作，也担忧着失去收入后家庭的生计该如何维持。住院的20天里，他每天都眼巴巴地盼着公司派人来探望，哪怕只是一句安慰的话，可除了垫付的医药费，公司仿佛将他遗忘。

2024年5月，医生告知他至少要休养半年。无奈之下，沈延庆颤抖着给公司打电话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得到的却是冰冷回应：“想走就走，手续自己办。”出院后，他拖着未愈的手臂多次找公司谈工伤赔偿。办公室里，人事经理翘着二郎腿，不耐烦地翻着文件：“没签合同，凭什么找公司赔？赶紧走，别耽误我工作。”

就在沈延庆感到孤立无援时，工友向他推荐了北京冠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所经过研判接受委托，指派律师张兵代理本案。会议室里，冠领律师专注倾听事情经过。“您放心，只要能证明是工伤，公司就逃脱不掉责任。”律师的话，重新点燃了沈延庆心中的希望。

律师深知，劳动关系不明确的情况下，证明工伤事实、确定责任主体是本案关键。他立即前往人社局调取《深圳市认定工伤决定书》，发现其中明确标注天启公司为工伤保险责任单位，这成为关键证据。同时，收集《深圳市工伤职工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结论》确定伤残等级和停工留薪期，这些证据相互印证，为维权筑牢基础。

鉴于天启公司的消极态度，律师预判其可能拒不出庭，提前做好充分准备。他向沈延庆解释，建筑工人流动性大、劳动关系不稳定。虽然沈延庆无法证明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结合受伤后未返岗的事实，可认定他因个人原因在合理时间退出项目，从而能依法主张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拓宽了维权途径。

一切准备妥当，律师代沈延庆提起仲裁。仲裁庭上，被申请人席位空空如也。冠领律师按既定策略，首先出示《深圳市认定工伤决定书》：“这份文件明确载明，沈延庆于2024年4月在工地因日常工作受伤，天启公司为用人单位及工伤保险责任单位。无论是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只要工伤认定成立，责任单位就必须担责！”这番陈述，直接锁定了责任主体。

接着，律师展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和住院清单：“根据鉴定，沈延庆伤残等级为九级，停工留薪期及医疗期从2024年4月至11月。这期间，他承受着巨大痛苦，更没了收入来源。公司必须依法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费用！”

面对天启公司拒不到庭的情况，冠领律师严肃指出：“其漠视法律程序，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自动放弃了陈述、申辩、质证和举证的权利，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2025年4月，仲裁结果出炉，法院完全采纳冠领律师的代理意见，裁决天启公司支付沈延庆各项赔偿共计11.8万元。这个结果，不仅为沈延庆的生活带来新希望，更给无数在城市中默默奋斗的劳动者作出提示：当权益受到侵害时，一定要勇敢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文中人物、公司除代理律师外均为化名）

撰稿人：凌浩

审稿人：董振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