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深圳市某区一公司宿舍内，男子王某与同事韩某饮酒至凌晨。次日，韩某报警称王某趁其醉酒强行发生性关系。公安机关以涉嫌强奸罪为由对王某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并进行逮捕，随后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在冠领律师进行辩护后两次补充侦查，认为关键证据不足，最终于2024年1月作出不起诉决定。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王某家属意识到事态严峻，迅速联系北京冠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所指派律师唐仲伟、潘俊明担任王某的辩护人。家属言辞恳切，反复强调王某坚称双方系自愿发生关系，请求律师尽快介入。律师受理案件后，当日即调取案卷材料，次日会见王某。面对当事人对案件细节的零散回忆，律师同步启动实地勘查，试图从现场环境与时间线中寻找突破口。

律师在初步了解案情后指出，根据我国《刑法》第236条规定，强奸罪的核心在于行为人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发生性关系。司法实践中，“其他手段”通常包括使妇女不知、不能或不敢反抗的情形，如醉酒、麻醉等。然而，对强奸行为定罪要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尤其需证明性行为发生时被害人的反抗能力及行为人的强制手段。

本案中，律师指出三大法律争议：其一，被害人韩某的醉酒程度缺乏医学鉴定支持，其意识状态仅凭单方陈述，无法排除自愿可能性；其二，案发至报警间隔7小时，期间被害人行动轨迹不明，且无即时呼救、外伤记录等辅助证据；其三，案发宿舍无监控录像，生物痕迹等物证未提取，无法直接证明存在暴力或胁迫行为。学术上，此类“一对一”言词证据案件极易陷入“罗生门”，需严格贯彻“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律师结合《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强调指控证据既未形成完整链条，亦未排除合理怀疑，据此主张不符合起诉条件。

案件初期，侦查机关认定王某利用主管身份及被害人醉酒状态实施犯罪，案卷中被害人陈述详细描述了醉酒失忆的过程。然而，律师首次会见王某时，其坚称韩某饮酒量有限，且性行为后主动离开。随后律师兵分两路：其中一位律师向检察院申请调取厂区及宿舍周边监控，试图还原韩某案发前后行动轨迹；另一位律师则走访宿舍区，发现案发房间隔音极差，若存在激烈反抗，相邻住户理应察觉，但补充侦查中无证人证言佐证。

首次退查后，律师向检察机关提交长达23页的法律意见书，指出被害人陈述中存在时间线混乱、醉酒程度描述模糊等问题，并引用最高法指导案例强调“醉酒非必然等同于丧失性同意能力”。然而，在公安机关开展补充侦查工作并重新提交报告时，仅补充了王某同事的证言，用以证明王某平日并无不良品行。但核心证据缺失这一关键问题，依旧未能得到解决。

面对僵局，律师调整辩护策略，重点论证“违背意志”的证明门槛。律师多次与承办检察官当面沟通，结合现场勘查结果，指出韩某衣裤无破损、体表无伤痕，与典型强奸案特征不符。除此之外，律师还援引《性侵害犯罪办案指引》，强调延迟报案案件中需谨慎审查被害人初始陈述的客观性。最终，检察官采纳律师意见，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终结诉讼程序。

2024年1月，深圳市某区人民检察院正式对王某作出不起诉决定。本案再次彰显了“疑罪从无”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刚性约束，也为类似证据薄弱的性侵指控提供了审查范本。对于王某而言，法律最终以严谨的证据标准为其洗脱嫌疑，捍卫了公民免受不当追诉的权利。

撰稿人：李晓雯

审稿人：段光平